关于构建未成年人健康网络环境的法学分析:现状、机制与建议

摘 要 我国青少年网民已逾2亿,网络已经成为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因素。网络因素常常与贫困、暴力、厌学等因素叠加,导致未成年犯罪以及未成年被害的刑事案件数量上升。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了“网络保护”章节,强化了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但在执法过程中,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等主体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责任分配并不具体和明晰,使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在实践中存在许多规制漏洞和不足之处。通过借鉴和比较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立法模式,我国可以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立法规制和行政执法措施。同时,我国也应该鼓励互联网科技企业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行业自律规范,实现互联网产业发展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关 键 词 未成年人保护 网络犯罪 网络环境治理

一、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被害趋势及网络因素之影响

(一)未成年人犯罪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中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核准追诉条款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并以专门矫治教育条款取代了原有的政府收容教养条款,扩张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规制边界、优化了规制模式。上述立法动向存在现实的司法需求及民意基础。

据笔者查询,2019年全国范围内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人总数达43038人1,同比增长25.24%,有自2008年之历史高点回落后再次上升的趋势。

2020年4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其中青少年网民(此处指19岁以下的网民)占比23.2%,约为2.10亿。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是未成年人犯罪率回升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贫困、暴力、厌学等因素又易与网络因素间产生叠加效果。2

据相关统计,80%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存在网络因素的影响。3主要包括:无钱支付上网费用引发的盗窃、抢劫案件;受黄色信息影响引发的强奸案件;模仿网络中传播的现实暴力或虚拟暴力引发的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案件。其中在某市范围内,50%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诱因在于网络不良内容和网络教唆。4未成年人犯罪受网络因素影响的具体样态,于下述两起典型案例中可得管窥:

行为人许某,初中毕业后赋闲在家,沉迷于网络中的色情图片、信息。2012年3月30日上午,行为人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胡同内,看到被害人王某(女,时年6周岁)正在玩耍。行为人上前抱起被害人,躲进胡同一角后实行猥亵行为。犯罪行为既遂后,行为人给了被害人几块糖并劝诱其“不许声张”。落网后,许某另交代曾于2011年8月至10月间,先后两次在其住所地附近对幼女孙某进行猥亵。

行为人罗某,13周岁,居于湖南省衡南县三塘镇。2018年12月31日傍晚,行为人涉嫌将其父母锤杀后逃离,被警方在云南大理抓获。据媒体报道,罗某姐姐称“小罗爱上网,曾因多次偷拿家里的钱与家人发生口角”,偷过家里2万元用于“上网和讲排场”;罗某之所以用铁锤杀害母亲和父亲,原因是“向母亲要钱上网,没要到”。

(二)未成年人被害

信息网络不仅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亦构成成年犯罪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高速通道”。

举例如,采用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裸聊”等方式实施的网络猥亵犯罪,是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的新形态,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广等特点。一份来自杭州市检察机关的数据显示,该市未成年人网络性侵害案件有逐年上升趋势,2019年同比增幅达68%,性侵犯罪嫌疑人中“网友”占总人数的12%。

二、未成年人网络成瘾及其立法规制

(一)网络成瘾现象

在我国,网络成瘾概念和性质的界定存有争议。对于应否使用“网络成瘾”这一概念,也有不同观点。持肯定说的美国学者金伯利·杨认为,网络成瘾的主要表征包括:难以抑制上网冲动、难以控制上网时间、减少或停止上网会导致焦躁易怒等。我国学者在与杨教授的交流中,达成的共识是:美国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的主导类型为色情成瘾,而中国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的主导类型为游戏成瘾。5

有学者经问卷调查发现:我国网瘾未成年人约占未成年人网民的6.8%,其中城乡结合部人口中的比例最高,男性未成年人网瘾比例高于女性未成年人,初中二年级增幅最大;网瘾未成年人更常在网吧上网和用手机上网,更多使用网络的娱乐功能,43.5%每天玩网络游戏超过2小时,8.2%主动查找过网络色情内容;网瘾未成年人更不喜欢学习,成绩较差,对现实更不满,对未来更悲观。6 未成年人网络成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平等性、时尚性和虚拟性等特征,更能够满足未成年人对尊重、归属感、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分析、判断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弱,易出现不当使用情况;此外,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伙伴关系也使得未成年人欠缺安全感和归属感,难以得到足够的积极情感和心理支持,进而在网络空间寻求情感补偿。

可见,未成年人网络成瘾问题不仅存在,且亟需法律规制。

(二)立法规制

2002年9月29日,国务院公布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以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管理,保障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健康发展。该条例第9条规定:“中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通过上网场所的限制来对未成年人进行初步的网络保护。

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了第五章“网络保护”。其中,防沉迷责任的分配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由政府、学校、监护人、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四方面共同分担。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8条规定了新闻出版、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和旅游、网信等部门的防沉迷责任,包括定期开展宣传教育之义务,监督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之义务,指导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之义务;第70条规定了学校的防沉迷责任,包括禁止未成年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之义务,对沉迷网络的未成年学生的教育引导义务和对其监护人的告知义务;第71条规定了监护人的防沉迷责任,包括避免未成年人接触有害网络信息之义务,合理安排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时间之义务;第74条规定了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防沉迷责任,包括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评述

(一)政府

近年来,中国政府努力为全国青少年营造安全 、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目前,公安部已全面展开“净网2020”专项行动,进一步强化对网络赌博、网络诈骗、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等有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整治网络违法犯罪生态,遏制网络犯罪高发势头。7同时,政府监管部门也多次约谈许多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要求其限期整改平台中存在的违法内容和不良信息,加强视频内容的审核,落实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然而,由于网络犯罪的手段具有隐蔽性的特点,部分暗网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可以通过架设境外服务器、虚构或变更IP地址等方式逃避监管。这使得未成年人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仍然可能接触到色情、诈骗、暴力等违法内容,并受到这些信息的不良影响。此外,政府部门也对网吧等上网营业场所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管,比如全面实行身份证登记制度、吊销不遵守未成年人禁入规定的网吧的营业执照、取缔各类“黑网吧”等。但近年来,网络娱乐活动从电脑端逐渐转向手机端,这给执法部门的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部分商家在学校周边开设“手机网吧”,为中小学生提供手机上网服务,而关于这类营业场所是否属于“网吧”仍有争议。8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市场逻辑下,许多商家纷纷打政策“擦边球”,使得“手机网吧”在各地野蛮生长,让许多中小学生沉迷手机游戏。

(二)电信服务运营商

自2013年9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对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用户实施真实身份信息登记,显著遏制了网络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活动,也对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形成了一定约束。但随着互联网业态的发展,近年来以腾讯公司推出的“大王卡”为代表的网销电话卡给网络实名制带来了一些挑战。对于网络购买的电话卡,用户只需要在网站上提供基本的身份信息,而不需要实地的身份审核验证便可通过邮寄方式得到电话卡,一些未成年人便可借用家庭成员的身份信息购买到电话卡,规避一些视频网站中的内容分级限制或者游戏中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进而将自己暴露在违法信息和网络成瘾的危险之下。此外,现在许多酒店、商场为便利顾客上网需求,会在店内设置免费的公共无线网络,未成年人即使缺乏电话卡或上网卡,也可以使用这些公共网络接入互联网,而这些公共网络非常容易遭到一些不法分子的侵入,这就使得未成年极易遭到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可见,网络实名制的真正落实仍待各项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和更严格的执行。

(三)网络服务提供商/运营商

如今,年轻人的主要娱乐方式已经变为电子游戏,相当部分的日常消费也通过线上平台完成,未成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这进一步加剧了未成年人网络成瘾、受到网络不良信息荼毒以及受到网络犯罪侵害的风险。对此,很多国内的手机系统和软件应用内置了“学生模式”或“青少年模式”,对消费支付、游戏娱乐、社交聊天、上网浏览等功能进行限制,以便引导青少年合理适度的使用手机,避免学生浏览不健康的网站或视频,避免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荼毒。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家长对“青少年模式”的设置并不了解,使这项功能形同虚设。9此外,近些年兴起的流媒体和云存储等网络功能也为网络不良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式,且具有极强的即时性和隐蔽性,可以轻松骗过网站审查和功能限制,进一步增加了未成年人受到网络淫秽色情、暴力、诈骗等违法信息影响的可能性。

(四)学校

学校是未成年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和最重要的义务主体。2018年8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不同于法律法规,此类部门通知或教学方案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力,不由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执行,而是依靠学校在校园管理中自觉遵守,因而学校对于学生的网络保护具有最直接的责任。在实践中,“不得携带手机”的规定被大部分学校视为首要纪律,甚至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但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涌现也为这一条规定的执行带来许多挑战。比如智能手表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未成年人智能穿戴设备,以供家长对学生的位置、健康等信息进行实时掌握,也便于家长与子女的联络。但近几年,智能手表的功能不断升级,优质的智能手表已经与智能手机不相上下,具有音乐、视频、娱乐等功能,这就给学校的带来了新的监管难题。此外,如今许多学校的老师为了提高教学工作的效率,将通知或课件都通过微信群聊的方式发送给学生家长,比如要求家长协助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在疫情期间,所有的中小学都不得不将课堂搬到了线上,使得现实中的学校真正变为了一所“网校”。这些线上教学活动使得学校从过去监管学生上网,变为主动将学生推向网络。学校一边要求学生减少使用智能产品,另一边又要求学生使用智能设备完成学习任务。这一矛盾的监管政策根本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的上网活动,反而让网络的“双刃剑”效应更加凸显。

(五)家庭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健康成长与家庭是必不可分的。家长作为孩子最直接和最密切的监护人,应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负起首要的责任。但在现实中,许多年轻的家长由于巨大的工作压力,常常无法对子女进行及时而全面的网络保护。有些家长甚至会为了减少自身负担,主动给孩子手机玩,以求片刻宁静,或者当孩子不会做作业时,给手机让他们自己在网络上搜索答案。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有些家长也会选择在逢年过节、生日庆祝时送给孩子一部手机当作礼物,或者当孩子成绩进步时奖励孩子一部手机。这表明,在家庭这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要关口,未成年人获取上网工具反而太过便利,这给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造成重大缺口。因而,家庭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工作是当前所最亟需改善的方面。

、各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制模式

(一)美国

从1996年至今,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了五部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相关法律。其中,《儿童在线保护法》重在保护青少年免受色情信息影响;《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 主要针对商业网站在线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限制和规范;《儿童互联网保护法》规定了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应在网上安装过滤软件,确保屏蔽所有含有淫秽、色情等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良信息。可见,美国采用了多部专门的单行立法来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行立法规制。这几部专门立法从隐私保护、内容审查、技术支持等多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上网环境进行限制,相较于我国立法主要集中于对防沉迷系统的网络保护,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更为正式和全面。此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还提出了立法规制和行业自律政策相结合的模式,即行业可以依照需要及属性来制定保护儿童隐私权利的行业规范,给行业发展留下了自治的空间,有利于平衡互联网产业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这种既有法律监管,又有行业自治规范的模式,尤其对互联网产业同样比较发达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法国

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和儿童更容易成为网络诈骗等各类网络犯罪的目标。对此,法国宪兵队推出了专门的“上网执照”,以提高青少年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10法国的各类学校也开设专门课程来教育学生如何合理、有序、文明上网,以及如何应对网络骚扰、诈骗、暴力等违法行为。此外,法国的立法机构也出台了《数字经济机密法》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运营商有义务向用户提供屏蔽不良信息的拦截软件。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了一项新法案,要求全面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各种具有联网功能的通讯设备。可谓当今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采取的最严格校园监管措施,体现了法国立法者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的父爱主义倾向。但在如今线上教育、多媒体课堂快速发展的趋势下,这种强保护立法是否能起到预期作用以及是否会阻碍线上教育的发展还有待观察。

(三)德国

在德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被视为非常重要的社会准则。相关法律法规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出发,重点强调保障“儿童的福利”,要求这点应该成为家长做一切决定的基本出发点。11德国民法典(BGB)第1626条对父母的监护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父母有责任也有权利照管未成年人,这种照管包括对儿童本身的照管和对其财产的照管。”民法典第1627条规定:“家长必须自己承担起照管义务,同时也必须从儿童的福利出发,在互相认可的情况下履行照管义务。如果发生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双方必须尝试达成一致。”也就是说,当未成年人不愿意独处时,父母是不可以强迫未成年人独处的。在德国的相关案例中,普遍认可的规则是:永远不能让4岁以下儿童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自由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需要时时刻刻的守护在儿童身边。对于6周岁前的儿童,家长每间隔10至15分钟就要察看一下儿童的情况。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这一时间上的间隔也可以变得越来越大。最重要的是,家长需要和孩子商量和确定孩子能够独处的时间和地点。可见,德国的立法模式主要强调了家庭的监护责任,这对于家庭保护严重缺失的我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立法借鉴意义。

(四)日本

日本的网络普及率很高,使用网络的未成年人数量巨大。为此,日本制定了《网络服务商责任限制法》和《青少年网络规制法》等法律,明确将“诱使犯罪或自杀”、“显著刺激性欲”和“显著包含残忍内容”的3种信息划归“有害信息”范畴,并要求通信商和网络服务商就这些信息设置未成年人浏览限制,从而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重点实行较为严格的保护措施。不仅如此,日本会对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游戏、网络服务商等采取分级措施,不仅要求网络服务商也必须实行过滤措施,还引入了安全搜索技术对搜索引擎提供的内容进行监管。针对儿童色情犯罪,日本颁布了《杜绝儿童色情综合对策》和《儿童色情行为处罚条例及儿童保护关联法》。这种对内容进行分级过滤的作法在我国的互联网行业还属于制度空白,近几年也被影视行业的从业人员所多次建议,是我国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保护可资借鉴的一条规制路径。12

、构建未成年人健康网络环境的若干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各主体责任,明确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具体内容。

当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要是通过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专设一章来规制,且内容集中于各主体对网络防沉迷的责任,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覆盖范围尚不全面,未能对网络犯罪、隐私保护等内容进行详细规定,各主体责任也不够清晰。对此,笔者建议我国制定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单行立法,或者修改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扩充其中的网络保护章节,从而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行更为全面的规定。一方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除了需要加强防沉迷保护外,还需强调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隐私保护、网络犯罪活动侵害保护以及不良信息保护等多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明确和强化电信运营商、网络服务提供商/运营商、学校、监护人的监管责任。现行立法仅对各主体的监管责任进行宽泛的规定,缺乏违规惩罚机制,且责任分配不均衡,对学校的监管责任分配较少,仅要求学校对学生携带智能设备进行管理,以及发现学生网络沉迷时告知学生监护人的责任。因而这种“底线式”的监管责任要求亟需得到提高。

(二)鼓励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行业自律规范。

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市场规模巨大,在许多领域已经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互联网产业中心。这就要求在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行立法规制的同时,也要为互联网企业留下足够的自治空间,以适应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快速迭代。因此,互联网行业可以兼顾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行业规范,比如视频网站可以制定统一的内容审查、分级、过滤标准,游戏运营商可以制定更加灵活多样的未成年人游戏时间或游戏功能限制。这种在立法规制的基础上,加入行业自治规范的模式,赋予了监管更多的灵活性,有利于平衡互联网产业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三)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或者设备限制未成年人上网。

尽管现在很多网络服务提供商/运营商都在其软件中设置了“青少年模式”、“家长模式”或“防沉迷系统”,电信运营商也全面实行了“电话卡实名认证”规定。但这些措施绝大多数都是在软件层面的限制,在现实中,有着强烈上网欲望的青少年总是能够通过各种方法成功规避。更为可靠的方式还是通过硬件设置来对青少年上网进行限制,因为硬件上的限制很难在软件操作层面进行突破。因而,手机生产厂商可以研发专用于于未成年人的智能设备如“校园手机”、“校园智能手表”等,严格限制各种上网功能、娱乐功能的使用。此外,现有的网络内容审查技术仍然处在较为低级的水平,只能够识别出非常明显的色情、暴力等违法信息,但对于近些年出现的“软色情”、“毒动画”等内容却很难做到识别和及时清除。因此,网络服务运营者也必须采用升级技术措施对网络内容进行更细致、准确的分级审查、内容过滤以及下载限制。

(四)完善网络实名登记制度。

如前文所述,网络实名登记制度虽然已经普遍推行,但具体的执行仍然掌握在网络服务提供商/运营商手中,而企业总是倾向于吸引更多用户,因而部分运营商对用户身份信息只采取形式性的审查,甚至用户自行上传个人实名信息以及照片即可通过实名验证。线下的一些网吧也经常形式性的审查身份证信息,而不进行实质性的人证检验,甚至向未成年人提供成年人的身份证号让其逃避审查,顺利上机。对此,笔者建议现有的网络实名登记制度的审查权限应该从网络服务运营商上移至网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实名认证系统,对每一位用户的身份信息进行实质性核验,杜绝任何形式的“漏网之鱼”。此外,公安部门也应该在线下的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建立身份核验联网系统,采用与酒店同样等级的身份登记制度,实行“网吧+公安”双重身份核验模式,严厉打击各类“黑网吧”,最终在线上和线下建立完善和严密的实名登记制度,消除未成年人非法上网的任何渠道。

(五)学校承担更大的保护责任,主动介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只要求学校承担一些最基本的网络保护措施,如禁止携带手机进入校园或者课堂,发现学生网络沉迷及时向家长通知等义务,使得学校容易成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薄弱环节。对此,笔者建议,学校应该积极主动的承担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责任,做好事前预防、事中及时干预和事后的及时纠正。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学校可以开设网络安全系列课程,邀请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向未成年人教授健康上网的相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鉴别网络侵害,提高对网络犯罪活动的警惕,引导未成年人做一个文明的优秀网民。在发现未成年人违规上网、正在遭受网络犯罪活动侵害等情形时,学校应对主动介入,对违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对可能的网络侵害迅速制止。在未成年人隐私泄露、遭受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情形时,要及时对受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立即报警或要求相关网站中断链接防止损害扩大。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24-15“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罪犯情况”。 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htm.

[2]操学诚等:《2010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年第6期.

[3]姜玉,尹辰: 《我国青少年网络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载《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4]刘艳红,李川: 《江苏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实证分析——以A市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和预防现状为调研对象》,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

[5]参见岳晓东:《拜会网络成瘾权威金伯利·杨》,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a41a90100a2sg.html.

[6]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孙宏艳,杨守建,赵霞,陈卫东,王丽霞,朱松,郭开元,郗杰英,孙云晓:《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

[7]《公安部“净网2020”专项行动全面展开》,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4/11/content_5501287.htm.

[8]《防不胜防!“手机网吧”让青少年无法自拔》,青岛网警巡查执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8953370715240006&wfr=spider&for=pc.

[9]《我国网民近2.23亿是学生,“青少年模式” 是真保护还是走形式?》,央视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240047093708905&wfr=spider&for=pc.

[10]《法国推出“上网执照”避免青少年成网络犯罪目标》,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4/07-01/6339049.shtml.

[11]《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德国人都有哪些招?》,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8/14/c_128127743.htm.

[12]陈昌凤:《网络治理与未成年人保护——以日韩青少年网络保护规制为例》,载《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11期,第50-53页.

发布者

楼文伟

楼文伟,北京盈科(义乌)律师事务所行政与政府法律顾问事务部主任、律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义乌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咨询专家,民革浙江省委会综合服务团副秘书长,浙江省法学会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西南政法大学律师校友联谊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浙江省校友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义乌校友会秘书长,持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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