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归属与缓和的结果归属

一、结果归属的一般规范

结果归属大体上主要是一种规范评价,建立在事实的因果关系基础之上。当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前述因果关系时,需要再进行结果归属的判断。只有当结果应当归属于实行行为时,行为人才对结果负责。结果归属虽然被认为是一种规范判断,但不能使“罪责加速结果归属”。换言之,不能将故意、过失、违法性认识等责任要素作为结果归属的认定依据。

(一)一般规则

1.危险的现实化

只有当行为与结果具备条件关系,而且行为当危险已经现实化为侵害结果时,才能件将侵害结果归属于行为。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是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也是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同时保护更为优越或者同等法益的除外);如果这种危险被现实化为实害结果,就必须将结果归属于构成要件行为。所以,将“危险的现实化”作为结果归属的基本规则,正是符合预防犯罪、保护法益的规范判断。

首先,没有结果回避可能性时,不能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例如,护士在注射抗生素时没有为患者做皮试 ,患者因注射抗生素死亡。但事后查明,即使做皮试也不能查出患者的特殊反应。由于结果不具有回避可能性,故不能将死亡结果归属于护士的不作为。

其次,危险没有现实化时,不能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一般来说,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常态关联时,可以肯定危险的现实化;如果因果关系存在重大偏差,原则上就否认危险的现实化。例如,甲以杀人故意用枪将被害人打伤后,被害人在医院遭到火灾被烧死。又如,乙向被害人开枪,导致被害人受伤。被害人在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的途中,因为其他车辆交通肇事而死亡。在上述两例中(可谓因果关系的重大偏离),枪杀的危险并未现实化,故不能将死亡的结果归属于枪杀行为。在这种死因不同(中枪死亡于烧死)的案件中,只要采用具体的结果观(如毒死与渴死是两种不同的死亡结果),就容易判断行为的危险是否现实化。再如,甲从桥上将乙推入水中,乙并非溺死而是因为头撞桥墩而死亡。由于甲行为的本身就具有使乙头撞桥墩的危险,因而能够肯定危险的现实化。但在死因同一(如均为溺死)的案件中,常常难以得出结论。例如,将水性不好的C推入水库后离开现场,但C立即就能够抓住身边可以保住性命的木板,此时与A没有意思联络的B迅速拿走了这块木板,导致C溺水身亡。由于A与B的行为都有致C溺死的危险,所以会产生分歧。在本书看来,由于C原本可以立即摆脱危险,故不应认为A的行为危险性已经现实化,而应将死亡结果归属与B的行为。

最后,行为没有引起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所指向的结果时,不能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亦即,行为虽然违反了注意规范,但所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注意规范所禁止的结果时,排除结果归属。例如,A酒后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驾驶机动车,撞死了突然违章横穿高速公路的B。禁止酒后驾驶的规范,是为了防止因丧失或减轻控制车辆的能力而造成伤亡结果,所以,不能将B死亡结果归责于A的酒后驾驶行为。

2.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

在某种意义上说,构成要件效力范围的判断,实际上是对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本身的判断。

首先,在防止结果的发生属于他人负责的领域时,该结果不能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例如,机动车驾驶者甲撞伤乙后,警察立即将具有救助可能性的乙送往医院,但途中发生事故导致乙死亡。由于防止死亡结果但救助义务已经属于警察负责的范围,故不能将死亡结果归属于甲的行为。

其次,在结果不是构成要件禁止内容是,排除结果归属。例如,刑法规定诈骗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财产,被害人因为受骗而自杀或者产生精神障碍的,不能将该结果归属于诈骗罪的实行行为。

最后,应当由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情形,排除结果归属。一般来说,所谓被害人自我答责,是指在被害人以自我负责的方式,自己实施危及自己法益的行为时,即使行为人对危险的现实化作出了贡献,也不能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被害人的自我答责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其一,被害人在制造危险以及危险的现实化中,必须起到决定性作用(符合正犯或者共同正犯的标准);其二,被害人对危险具有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并且愿意接受危险的现实化;其三,行为人并无阻止危险现实化的特别义务。

(二)风险的增加

结果归属领域最有争议的风险升高理论。风险升高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只要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相较于遵守注意义务的行为而言提升了结果发生的风险,就可以进行结果归属。这种观点将结果犯中回避结果的规范目的调整为不增加风险,故提高风险时就应当肯定结果归属。例如,赵某驾驶汽车行至某路口时,因超速(限速每小时60公里,赵某的车速高于77公里每小时)采取措施来不及,其驾驶的车辆轧在散落于路面的雨水井盖后失控,致其冲过隔离带进入辅路,与正常驾车的杨某和正常骑自行车的刘某等人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赵某按照每小时60公里行驶,死亡结果就不可能归属于赵某的行为。赵某的超速行为虽然使风险升高,但即使其按每小时60公里行驶也完全可能发生相同的结果。根据风险升高理论,由于赵某的行为升高了风险,被害人也已经伤亡,故应当将伤亡结果归属于赵某行为。本书不赞成风险升高理论。因为风险升高理论事实上将法律规定的实害犯转变为危险犯予以处罚;这一理论不符合事实存疑时有利被告人的原则。

(三)具体判断

在通常情况下,结果归属并不存在特别疑问。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案件存在介入因素的场合,如何判断结果归属。总队来说,需要考虑四个方面因素:(1)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导致的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大小;(2)介入因素异常性大小;(3)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4)介入因素是否属于行为人的管辖范围。例如,在同样是介入了医生的重大过失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如果先前的行为只是导致被害人轻伤,则不应将死亡结果归属于先前行为;如果先前行为导致了被害人濒临死亡的重伤,则能够将死亡结果归属于先前行为。但是,在被害人受伤后数小时,他人故意开枪杀死被害人的,则不能将死亡结果归属于先前的伤害行为。再如,如果A的行为已经导致C濒临死亡的重伤,B后来对C实施殴打,只是导致了死亡时间略微提前的,也应将死亡结果归属于A的行为(当然,也可能同时将C的死亡结果归属于B的行为)。但是,如果B开枪射杀已经受伤的C,即便C不受伤也不能避免枪杀的,则只能将C的死亡结果归属于B的行为,而不能归属于A的行为。介入因素的异常与否,对判断因果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前行为必然导致介入因素、通常导致介入因素、很少导致介入因素、与介入因素无关这四种情形,对前行为的结果归属所起的肯定作用依次递减。但是,如果介入因素是行为人的管辖范围,则通常能够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

1.介入被害人行为的情形

(1) 被告人实施的行为,导致被害人不得不或者几乎必然实施介入行为的,或者被害人实施的介入行为具有通常性的,即使该介入行为具有高度危险,也应当肯定结果归属。例如,甲点燃乙身穿的衣服,乙跳入水中溺死或者心脏停博死亡的。

(2)被告人实施的行为,导致被害人介入异常行为造成了结果,但考虑到被害人的心理恐惧或者精神紧张等情形,其介入行为仍然具有通常性时,应当肯定结果归属。例如,被告人追杀被害人,被害人无路可逃跳入水库溺死,或者不得已逃入高速公路被车撞死的,应当将死亡的结果归属于追杀行为。

(3)虽然介入了被害人不适当或者异常的行为,但是,如果该异常行为属于被告人的管辖范围之内的行为,仍然能够将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行为。例如,在深水池与潜水池没有明显区分的游泳池中,教练员没有履行职责,不会游泳的练习者进入深水池溺亡的,练习者的死亡要归属于教练员的行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重叠观点)

(4)虽然介入了被害人不适当行为并造成了结果,但如果该行为是依照处于优势地位但被告人的指示而实施的,应当将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行为。例如,非法行医的被告人让身患肺炎的被害人到药房买感冒药治疗疾病,导致被害人没有得到正常的治疗而死亡的。应当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非法行医行为。

但是,如果被告人并不处于优势地位,被害人自我冒险导致结果发生的,则不能将结果归属于被告人。例如,在寒冷的冬天,甲为了取乐将100元扔入湖中,乙为了得到100元而跳入湖中因而死亡的,不得将乙的死亡归属于甲的扔钱行为(当然也能否定实行行为)。

(5)被告人实施行为后,被害人介入的行为造成结果仅起轻微作用的,应当肯定结果归属。例如,甲伤害乙后,乙在医院治疗期间没有卧床休息,因伤情恶化而死亡的,乙在旅途中被甲打伤,乙为了尽快返回原居住地,导致治疗不及时而死亡的,应将乙的死亡归属于甲的行为。

(6)如果介入了被害人的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异常行为,则不能将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行为。例如甲杀乙,但仅造成了乙轻伤,但乙因迷信鬼神,而以香灰涂抹伤口,致毒菌侵入体内死亡。

一般来说,加害行为引起被害人自杀死亡 ,不能轻易将死亡结果归属于行为人。

生气的妻子在寒冷的夜晚不让喝酒归来的丈夫进屋,丈夫本来可以找到安全住所,单位了表示会意一直站在门外而被冻死。冻死的结果显然不是妻子不让丈夫进屋的危险的现实化(此时并无杀人的实行行为)。

2.介入第三者行为的情形

(1) 与前行为无关的介入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不得将结果归属于前行为。在前述因果关系的断绝的场合,虽然甲投放毒药的行为具有导致死亡结果的高度危险,但事实上是乙的开枪行为导致了丙的死亡,故只能将丙的死亡归属于乙的行为。

(2)当被告人的行为具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高度危险,介入医生或者他人的过失行为而未能挽救生命的,依然应当将死亡结果归属于伤害行为。例如,被告人造成被害人伤害后,医生在医疗过程中误用过敏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不能将死亡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行为。此外,被告人造成的伤害成为诱发被害人另一疾病的条件,由另一疾病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不应将死亡的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伤害行为。

(3)被告人实施危险行为后,通常乃至必然会介入第三者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应当肯定结果归属。例如,被告人突然将被害人推倒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在道路上将被害人推下车导致被害人被随后的其他车辆轧死的,应当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行为。再如,甲将爆炸物扔到乙的身边,乙立即踢开爆炸物,导致附近的丙被炸死的,应当将丙的死亡归属于甲的行为。

(4)被告人实施危险行为后,介入了有义务防止危险现实化的第三者的行为时,如果第三者能够防止但没有防止危险,不能将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行为。例如,甲伤害乙后,警察赶到了现场。警察在将乙送往医院的途中车辆出故障,导致乙失血过多死亡的,不得将乙的死亡结果归属于甲的行为。

(5)被告人的前行为与第三者的介入行为均对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应当将结果归属于二者。例如,甲与乙分别向丙开枪,都没有击中要害部位,但由于两个伤口同时出血,导致丙失血过多死亡。对此,应当将死亡结果同时归属于甲与乙的行为。再如,甲刺杀了儿童丙后逃离,丙的母亲乙发现后能够救助而不救助,导致丙因失血过多而死亡的,应当将丙死亡的结果同时归属于甲的作为与乙的不作为。

3.介入行为人行为的情形

可以肯定的是,倘若行为人的前行为与后行为(介入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实行行为,那么,应当将结果归属于该行为。例如,甲用石块反复击打被害人乙的头部,在乙没有任何反应之后,甲为了探明乙是否确已死亡,再次用木棒击打乙的头部。在这种情况下,由 于后行为也是杀人行为,而且与前行为属于同一个实行行为,所以,不需要查明是前行为还是后行为造成死亡,就能将死亡结果归属于甲的一个杀人行为。但是,行为人的前行为还是后行为造成死亡,就能将死亡结果归属于甲的一个杀人行为。但是,行为人的前行为与介入行为不是一个实行行为的情况下,需要判断的是将结果归属于前行为,还是归属于后行为。这在前行为与后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不同的场合,以及前后行为的性质不同的场合,具有重要意义。

(1) 在故意的前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后来介入了行为人的过失行为造成结果时,应当将结果归属于前行为。例如,甲以杀人故意对乙实施暴力,导致乙休克;甲以为乙已死亡,为了毁灭罪证,将乙扔入水库溺死。对此,应将死亡结果归属于故意的前行为(即使同时归属于后行为,也成立较重的故意犯)。

(2) 在故意的前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后来介入了行为人故意实施的另一高度危险行为时,如果能够在查明结果是由前行为还是后行为造成的,则不存在疑问;如果不能查明结果发生的具体原因,则需要判断前后哪一行为的危险性大,一般将死亡结果归属于危险性大的行为;如果两个行为的危险性相当,或许可以根据案情将结果归属于后行为或者同时归属于前后两个行为。例如,甲以杀人故意向被害人乙砍了几刀,导致乙丧失反抗与逃避能力后,为了毁灭罪证而对乙的住宅放火,但不能查明乙是被砍死还是被烧死。对此,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既遂与放火致人死亡(二因一果)。如果不能证明甲的伤害行为使乙丧失逃避能力,则宜认定为故意杀人未遂与放火致人死亡。当然,如果前行为与后行为分别为结果犯与结果加重犯,在能够将结果归属于结果犯时,就没有必要将结果归属于结果加重犯。以上观点合适与否,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3) 在过失的前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后介入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直接造成结果时,应当将结果归属于后行为。例如,甲过失导致乙重伤,为了逃避刑事责任,故意开枪杀死乙。对此,应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与故意杀人罪,可以实行并罚。

(4)故意或者过失的前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后介入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并不对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应当将结果归属于前行为。例如,行为人在道路上对被害人实施暴力造成致命伤,随后将被害人拖入路边树林,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将结果归属于前行为。

(5)在后行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前行为通常不会引起后行为时,应当将结果归属于后行为。例如,行为人诱使缺乏行走能力的被害人吃不下足致死的安眠药后,将被害人运到冰冷的荒山上,导致被害人冻死的,应将死亡结果归属于后行为。

(6)在前后均为过失行为,两个过失行为的结合导致结果发生时,应当将两个过失行为是为构成要件的行为(过失共存说)。

4.两种以上介入并存的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还会发生介入两种以上行为的情形。例如,将丁推入高速公路,乙开车撞倒丁,乙将丁送往医院后,医生丙的治疗行为存在过失,丁最终死亡。对此,也应综合考虑前述四个因素,得出合理结论。需要说明的是,将结果归属于一个行为,并不必然否定另一个行为的结果归属。换言之,一个解雇完全可能有数个行为造成,一个结果完全可能同时归属于两个以上的行为。反之,一个行为也可能造成数个结果,而数个结果可能只归属于一个行为。

二、缓和的结果归属

本书所称“缓和的结果归属”,是指虽然以具备条件关系为前提,也需要进行规范判断,’但不需要达到前述结果归属要求,就可以将结果归属于行为的情形。“缓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果归属的条件缓和,亦即,基本上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关系,就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让行为人对结果负责;二是结果归属后的刑事责任追究相对缓和,亦即,行为人对结果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一般轻于基于通常的结果归属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例如,甲的侮辱行为引起了乙自杀身亡的结果,司法机关将自杀结果归属于甲行为,但并不将该行为认定为杀人行为,甲不承担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而是承担侮辱罪的刑事责任。缓和的结果归属是具有中国特伍的一种普遍现象,下面以引起自杀为例展开说明。

(一) 缓和的结果归属的类型

根据我国刑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从结果归属后的定罪与量刑的角度来归纳,缓和的结果归属表现为以下四个类型。

1.作为成立较轻的基本犯的要素的情形

这是指虽然将自杀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引起行为,但没有认定该引起行为符合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即没有让行为人承担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而是将自杀死亡结果作为较轻的基本犯的要素,使行为人承担较轻的基本犯的刑事责任。(1)刑法分则将严重结果(后果)规定为较轻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时,司法实践将引起他人自杀认定为较轻犯罪中的严重结果(后果)。例如,刑法第129条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从法条表述来看,严重后果显然不是指丢失枪支本身,而是指此外的结果,例如,丢失枪支导致拾得枪支的人利用该枪支自杀身亡的,属于造成严重后果,丢失枪支的行为人要对该结果负责承担丢失枪支不报罪的刑事责任。(2)在刑法分则条文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成立犯罪的条件时,司法实践一般将引起他人自杀、自残等作为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表现。例如,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诽谤罪以“情节严重”为要件。2013年9月6日“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3)虽然刑法分则条文没有将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成立犯罪的条件,但由于法条文字表述可能导致处罚范围过于宽泛,需要一定限制(实际上要求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才处罚)时,司法实践也会将引起他人自杀、自残等作为限制条件。例如,刑法规定的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报复陷害罪没有以情节严重为要 件,但根据立案标准,“非法拘禁,情节严重,导致被拘禁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非法搜查,情节严重,导致被搜查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刑讯逼供,情节严重,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暴力取证,情节严重,导致证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报复陷害,情节严重,导致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均构成相应的犯罪。显然,将引起自杀的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进而认定行为构成犯罪,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等罪的处罚范围。另外,这种结果归属显然不符合客观归责的要求,因而也是一种缓和的结果归属。

2.作为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形

除了刑法明文规定的从重处罚情节之外,司法解释规定了大量的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其中也不乏缓和的结果归属的情形。例如,2011年3月1日“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诈骗公私财物达到规定的数额标准,“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等其他严重后果的”,可以依照刑法第266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3.作为处罚较轻的加重犯的加重结果的情形

处罚较轻的加重犯,是指刑法条文虽然就加重结果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但并没有像典型的结果加重犯那样大幅度地加重刑罚,只是略微加重了刑罚的情形。例如,刑法第260条第1款规定了虐待罪的基本犯,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2015年3月2日“两高”、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这里的“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显然也不符合结果归属的条件,否则就应当将行为认定为故j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

4.作为处罚较重的加重犯的加重情节的情形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大量的情节加重犯(许多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相并列),并且规定了较重的加重法定刑。不少司法解释将引起自杀作为适用较重的加重犯的条件。如上述关于诈骗罪的司法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1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显然,当诈骗数额只是接近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时,原本仅能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但若该行为引起了被害人自杀的结果,就要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

上述四种类型有两个共同点:(1)被害人都是自杀身亡,行为人的行为与自杀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通常的结果归属条件;(2)在将自杀死亡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时,并没有让行为人承担故意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刑事责任,大多只是承担了相对较轻的刑事责任。

(二) 缓和的结果归属的原因

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由于自杀是被害人自主决定的结果,所以便可以较为简明地认为,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引起自杀的行为。即使没有系统地采用客观归责理论的国家(如日本),其判例也没有将自杀结果归属于引起行为。在本书看来,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的形成大体有如下原因。

首先,在自杀问题上,东西方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西方国家,一般会认为自杀是行使自由权利。中国人的自杀很可能不是厌倦生活,更不是行使自由权利,大多是在给对方施加压力,使对方处于不利状态。“要得官司赢,除非死个人”最能说明这一点。一般人的这种传统观念,当然会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

其次,缓和的结果归属类型,直接或者间接地源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体例。例如,刑法分则对于犯罪构成的规定一般有量的标准,在不能具体规定量的标准时,便将“情节严重”“情节恶劣”规定为构成要件,这便导致司法机关将引起自杀作为情节严重或者恶劣的表现。

再次,长期以来形成的刑事司法观念,对于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的形成.也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例如,在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主客观相统一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刑事司法一直没有区分不法与责任,没有考虑责任的不法关联性,更没有“‘无责任的不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观念,而是习惯于将与行为人有关的所有坏的行为、恶的结果、不良的内心等都作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资料,只要综合起来表明社会危害性严重,就认为具备了犯罪的实质根据。在这种观念之下,司法机关会考虑行为的一切后果,因而不可能件将结果限定在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之内。这种没有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判断,必然导致将引起自杀的结果评价在社会危害性之中。再如,司法实践一直重视非常死亡的命案,只要有人死亡就要想方设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因为“人死为大”,在被害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一定要有人对之承担刑事责任。

(三) 缓和的结果归属的限制

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虽然按照客观归责理论的观点,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并不可取,但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全面肯定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也不合适,因为其中存在违反责任主义、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等现象。所以,对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形,对部分情形予以维持,对部分情形予以限制。

1.缓和的结果归属的维持

在本书看来,单纯从结果归属的角度来说,在当下以及相当长时间内(在立法体例上与一般观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以下几种情形大体上是只能接受和继续维持的。(1)刑法分则条文虽然没有将情节严重、情节恶劣规定为犯罪的成立条件,但事实上需要情节严重、恶劣才能以犯罪论处时,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将引起自杀作为限制条件之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2)在法定刑较轻且存在客观的超过要素的犯罪中,将引起被害人自杀的结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参见第六章第二节第一款),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3)在刑法分则条文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中,将自杀结果作为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情节,是可以勉强接受的。(4)就刑法第257条第2款与第260条第2款的规定而言,将引起他人自杀分别作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与虐待罪中的“致使被害人死亡”,也只能勉强接受。

2.缓和的结果归属的限制

由于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并不符合通常的结果归属条件,所以,对引起自杀结果的行为,除了符合间接正犯条件的以外,不能进行通常的结果归属,即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此外,由于缓和的结果归属可能存在违反责任主义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现象,所以需要一定的限制。(1)引起自杀结果的行为本身必须符合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否则,即使引起他人自杀结果,也不能肯定缓和的结果归属。例如,检举揭发行为引起被检举者自杀身亡的,只要不符合诬告陷害等罪的构成要件,就不可能进行缓和的结果归属。更不能因为存在自杀结果,为了消除某种影响,便恣意地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2)构成要件行为与自杀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可以被一般人理解的条件关系。虽然对引起自杀的结果归属相对缓和,不要求具备通常的结果归属条件,但也不能对任何引起自杀的行为都进行结果归属。否则,会鼓励一些人通过自杀手段为自己或者他人实现某种目的。另外,倘若自杀是一种明显异常的现象,则不可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预见可能性。所以,只有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某种行为引起自杀结果并不异常,能够被一般人所理解时,才能肯定缓和的结果归属。(3)根据责任主义的基本要求,只有当一个人对结果至少具有过失时,才能追究其责任。因此,倘若行为人对自杀结果缺乏预见可能性,即使在客观上肯定缓和的结果归属,但根据责任主义原则,既不能让行为人对自杀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也不能将自杀结果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4)对较重的结果(情节)加重犯不能适用缓和的结果归属。这是因为,结果加重犯是结果责任的残余,本应实行严格的结果归属。行为人在实施基本行为之后,被害人自杀的,因缺乏直接性关联,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例如,行为人实施强奸行为后,被害人自残或者自杀身亡的,不应认定为强奸“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只能按照强奸罪的基本犯从重处罚。再如,诈骗行为导致被害人自杀的,也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

发布者

吴炎

吴炎博士,坐标安徽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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